二是修改和废止法律所作的决定。

斯卡利亚认为，在性质上，第二修正案分为两个条款。第二修正案的文本已经带来了诸多混乱。

〔[80]〕 同上注，第172页。事实上，最高法院在多数判决中已经拒绝了由布雷耶大法官提出的利益衡量模式，而且很有可能会同样拒绝对于明确列举的宪法权利而言过于宽松的合理审查标准。通过适时地遵循Heller案，McDonald案仅明确吸收了出于自卫目的而在家拥有手枪的权利。语言游戏的规则就是语法，这种语法并非如传统的语言本质主义那样具有一成不变的规定性，语法规则只是描述语言游戏，但不规定语言游戏，也就是说语法总是随使用主体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流变的可能性。恰巧自2002年，宪法学者罗伯特·列维就针对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控法律开始招募志愿者设计试验案件，〔[27]〕进行相关诉讼。

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分析并解释文本中含义模糊之处。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州法院都表现出对立法的尊重，适用一种较宽松的审查标准，即只要立法对持枪权的规制是合理的就可以通过审查。由此可见，下位法在立法行文中如何处理与上位法的关系在我国是较为混乱的，上列地方性法规直接将宪法作为制定的依据是否妥当都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它存在着误读法律位阶的问题。

行政法的行文技术不仅仅体现行政法规范的结构，不仅仅体现行政法规范本身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行政法的适用而论，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在《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中加进相关内容，将总则与分则的作为立法程序的内容之一，就是在立法过程中就要处理好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而备案审查机关也应当审查二者的关系而不能有所疏漏。[28]它表明在一国的国家行为中，立法行为较之于私法行为，较之于行政行为都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立法是用以表达国家意志的，而行政和司法则在于执行国家意志。此外，公法的领域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及其下属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通过下属的活动创立以及对这些机关的控制。

如果说行政法的指导思想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则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目前，诸多总则涉及到了分则的内容，当然也存在着分则涉及到总则内容的情形，例如，《人民币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新版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设计，报国务院批准。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下列方面进行考虑。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仅从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技术的角度讲，行政法典总则的完善对策应当有下列方面的内容。这里的健康发展似乎是社会学和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它在法律语境下是难以存在的，因为在法律语境下只有行为的合法性与否。

[14] [美]罗斯科·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页。在法理学中，法律规范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制裁。[9]行政法典总则在制定依据部分必须反映它与上位法的关系，但它与下位法是什么关系，往往会在总则部分留一个空隙。上列方面是行政法典总则概念的应有之义，那么行政法典总则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价值呢？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下列若干方面。

已经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涉及上述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行政法总则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17] 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至于行政法典总则和行政法典的其他关系，本文之后会做进一步的揭示。

要强调的是，这五个功能并没有同时出现在单一的行政法典中，这就给人们一个极大的疑惑，行政法典的总则是否应当有统一的功能，是否行政法典总则在不同的行政法典中有不同的功能等等。例如有学者指出：依法律规定之内容的性质为区别之标准，法律可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一）实体法：乃直接规定人之权利义务之实体关系，即规定权利义务之发生、变更、效果与消减之法律之谓。内容摘要： 行政法典总则具有标明典则依据、导引法典、确立典则指导思想和确立调控领域法律原则等价值。[9] 这种关系在法治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总则部分就对海洋环境管理的主体名称作了全面的揭示，对各主体之间的分工作了具体的划分，对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做了较为细致的列举规定。换言之，在单一典则中，行政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同样是存在差异的。

行政法典总则的乱象与其没有相应的规则和标准密不可分，当行政法典的制定机关设置总则时，它便有无数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没有任何条件和标准。本文第一部分列举了行政法典总则五个方面的功能，客观的讲，上列五个方面功能的列举，采取的是简单枚举法。

行政法典的构成是较为复杂的，虽然我国相关规范行政立法的法律文件中，对行政法典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规范，[2]但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单一典则的内容构成还是呈现出了它的复杂性。（3）美国领地和属地政府。

在笔者看来，这些内容应当作为海洋环境保护法分则部分的内容。因为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存在着大量没有分则的典则，无论如何，总则与分则是不可以脱节的，他们在整个行政法典则体系中应当契合好、对接好。

法律若实质善良，而其形体不完美，则就会产生法律疑义百出，争讼不息，酷吏常常歪曲法律，奸民屡屡逃避法网之弊端。[34] 参见陈钢编译：《波兰法律译丛》（第一篇），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但是，从私权与公权控制的历史发展和逻辑看，有关私权控制的价值取向乃至于规范体系，已经基本成熟，甚至在古罗马就形成了较为严整的控制私权的规范体系。行政法典的制定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行为予以完成的，目前形成总则乱象还有一个不可以回避的因素，那就是诸多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在相对封闭的境况下进行的，广大的社会主体有相对较少的参与机会，诸多的法律专家也没有当然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力，他们或者参与或者不参与都决定于该法典的制定机关。

但是，笔者注意到，我国上列规范行政立法行为的法律典则没有很好的为立法行为制定相应的标准，它将侧重点放在了立法程序上，如行政法规如何制定，政府规章如何制定等等。而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合理的理论上的解释，这就使得总则与分则或者关系不明晰，或者是两张皮，在有些行政法典中，总则与分则完全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行政法典来看待。

[30] [苏联]II.T.瓦西林科夫主编：《苏维埃行政法总论》，姜明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与之相比，我国则采取了与法治发达国家相反的立法技术，例如，在行政系统立法行为上仍然由行政首长进行拍板，也就是说，行政立法没有采取委员会制，而采取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有些程序法之手续采取诉讼方式，故称为诉讼法。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行政法典总则的规制技术是非常严格和严谨的。

惟并非所有程序法军采取诉讼方式，诉讼无直接关系之非事件法、提存法等，亦属程序法，此外，各种法律之施行法亦为程序法。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得到体现。如果我们有规范化的总则的概念，那总则产生弊病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行政法的法典化与行政法总则天然的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要推进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时，必须首先设计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总则。

在立法的运行上，都强调了它的程序性，而没有一味的追求相应的效率。二是它与立法和行政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尤其在我国部门行政法中，几乎所有行政法典的总则都能找到政策的痕迹。

鉴于学界对我国行政法典总则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理论空白，概览我国行政法典的总则及其类型、存在的问题、探究其根源等是非常必要的。假定是指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